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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言一出,殿内哗然,前明就没这么富裕过。
地方税收,主要是农业税和工商税,省、府、州县三级可留四成,剩下六成上交到中央。但关税、盐税、茶税、烟草税等特殊税种,两成收入归地方,其他的全部上交中央,皇室预算也从这里面拿。
刨除地方截留,中央还能收税2500多万两,主要是工商税和关税增长迅猛。
而且,北方和西南数省,如今还属于减免田赋的状态。其余各省,对百姓的压榨也不重,否则还能收上来更多。等今后全国都恢复生机,岁入肯定突破3000万两。
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,满清岁入在顺治年间,就已经突破2000万两,康雍乾三朝更是在3000万两左右。
清朝能收那么多税,纯粹是不顾百姓死活,你相信清朝还在继续征收三饷?
满清刚入关那会儿,做样子免除三饷加派。随着南方抵抗激烈,满清军费不够,于是复征辽饷,只不过把名字从“辽饷”改为“九厘银”。
而练饷虽然一直说免征,但直到康熙初年,许多地方都还在继续征收。仅顺治末年,每年加征的练饷,就达到500多万两银子。
顺治朝的2000万两岁入,接近90%来自于农民的粮赋和加征。
赵瀚这2500万两的岁入,只有60%来自于农业税。毕竟好多省份,都还处于粮税减免期,地方官想多收都收不上来。
“今天的朝会,不如就来议论商业。”赵瀚说道。
宋应星率先说道:“陛下,农为本,商为末,此亘古不变之理也。皆因商人逐利,聚拢钱财越多,便越能操控行市,小民之财皆被其剥削殆尽。因此,重农抑商,必须定为国策,不可使商贾横行天下。”HTtρs://Μ.Ъīqiκυ.ΠEt
群臣闻言,纷纷称是。
宋应星又说:“然天下不可无商,商强不一定国强,商弱则必至国弱。前明一朝,商业之衰落,自万历年间而始。朝野上下,对商人予取予夺,甚至无端征税而拘禁商人家属。商人受此盘剥,家破人亡者多矣。因而货物流转不便,城市物价日增,最终苦的还是百姓。”
大明一朝,万历年间商业达到极盛,万历中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一方面是美洲白银输入减少,另一方面就是不把商人当人。从皇帝到地方官,再到后来的武将、流寇,没钱了就找商人索取,大明的商业远远不如嘉靖年间。
与此同时,大商人跟权贵勾结,可以转嫁损失到小民头上,甚至还权钱交易变得更加富有。而中小商人,破产者无数。
吴应箕已经升任为户部尚书,他接着说:“宋殿阁所言极是,无农不稳,无工不兴,无商不富。荀子把天下人,分为士农工商四类。农以力尽田,贾以察尽财,百工以巧尽器械,若能做到如此地步,则江山永固、国富民强也。”
钱谦益突然冒出来:“此义利之辩也。子曰,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。贫与贱,人之所恶也。人人追求富贵,百业之中,唯经商可至暴富。若都去经商,谁来种地耕田?因此,必须重农抑商。于商人而言,当以义取利,不可谋不义之财。得利之后,商人也应当博施济众,如此则义利兼得也。”
除了宋应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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